- 启蒙

 

如果只用一个词来描述我和Samoon对Mur Mur Lab的期待,我们希望它是“实验”。几个年轻人做间工作室,做出些设计,这没什么。但如果,能把这些设计作为实验的对象,做出些“元气淋漓”的有趣尝试,引出些批判或者反思,那就还有些意义。

 

我们期待Mur Mur Lab的设计作为一种抵抗的存在:抵抗网红体,抵抗吐槽炒作,抵抗互相吹捧,抵抗名利场,抵抗在现实的妥协中变质。我们期待每个设计都能发现它天然具有的实验性使命,也是通向启蒙的可期途径。

 

什么是启蒙?康德说:独立思考,就是启蒙。

建筑师的专业背景是“科学家”思维,比如我们所见的基于工业施工体系的大部分现代建筑。局外人的艺术实践是“工匠”耕作,比如薛瓦勒的理想宫,罗迪阿的华兹塔,或者扎根云南的中国艺术家罗旭。

系统的差异会让两种呈现结果极具分辨性,而个人艺术修养体现的设计差异反而不那么容易评价。正如邮差薛瓦勒、工匠Rodia、艺术家罗旭的建造就显得不分高下。

 

- 开放性结构 vs “业余”建造

 

一部分建筑专业人士观察到了这个现象,并做出了些有趣的修正。可见的尝试分为两个思路:一是开放性的结构体系和模式语言的建立,二是一种“业余”建造方法重新获得复杂性和不确定性特征。

 

开放性结构体系的意义在于,放弃专业人士从全局到局部的整体把握,让使用者在某个阶段参与到设计或者建造的环节中。比如卢西恩·克罗尔(Lucien Kroll)设计的鲁汶大学医学院之家,查尔斯·柯里亚(Charles Correa)的新孟买贝拉普住宅计划,以及亚历杭德罗·阿拉维纳(Alejandro Aravena)的蒙罗伊别墅。开放性结构的模式语言更像是从整体到局部,为参与者提供一个功能明确,逻辑清晰的“积木”模型。

- 教堂 vs 集市

 

《教堂和集市(The Cathedral and the Bazaar)》是一本软件领域的书籍。作者Eric S. Raymond观察到,互联网提供了一种与传统软件开发模式(大教堂模式)截然不同的方式:集市模式。前者是封闭、垂直、集中的开发模式,一种由权利关系预先控制的层级制度,例如Windows系统。后者强调开放,多人协同开发模式,例如Linux系统。

 

类比建造行为。“教堂模式”像是专业人士有目的的建造活动,是“大”工程(不仅指规模上的大,也指系统上的)。集市更多是群众自发的行为,拴上绳子,搭上棚子,不知不觉就实现了。

 

 

- 科学家 vs 工匠

 

法国人类学者克劳德·列维-斯特劳斯(Claude·Levi-Strauss)在《野生的思考》里面提出过近代“科学家”和“工匠”两个对比性的概念。科学家先有明确的目标,提出规划方案,恰如其分的收集素材,建立一个完整系统。工匠呢,没有明确目标和组织,一边琢磨一边工作。

 

反观建筑领域。城市规划像是“科学家”的研究,比如光明城市的乌托邦想象,丹下健三的“东京计划1960”,以及所有城市新区千篇一律的面貌。城市自组织像“工匠”的摸索,比如矶崎新的“孵化城市”实验,柯林·罗描述的古罗马哈德良离宫,以及老城区那些混乱与活力共存的开放街区。

 

“业余”建造方法更多强调区别于工业化。“业余”二字不能完全定义为非专业人士,体系化程序的“匠人营造”,突出的是个人主义的“情趣”两字。比如斯维勒·费恩(Sverre Fehn),据说The Eco House 施工时,70岁高龄还在工地用拐棍指挥工人砌砖);格伦·马库特(Glenn Murcutt),据说工作室不用电脑,普奖之后还亲自手绘画图;王澍,据说曾经带着怀孕的媳妇儿一起在工地上夯土。这类作品的特征表达非常依赖他们个人化的工作方法。它的危险在于一旦汇入主流社会(或者说上流社会),这种独特的气质会有消失的可能性。

前面两个系统的观察和表述可能带来一种误读:我们在提倡“集市”模式,批判“教堂”模式。这完全不是我们的意图。两者间的不同是由思考方式和工作方式的天生差异带来的,关于思考,首先是一种个人选择。而在普遍意义上,“教堂”模式无疑更具优势。

(光明城市,柯布西耶)

(鲁汶大学医学院之家,卢西恩·克罗尔)

(新孟买贝拉普住宅计划,查尔斯·柯里亚)

(蒙罗伊别墅,亚历杭德罗·阿拉维纳)

(The Eco House,斯维勒·费恩)

(Magney House,格伦·马库特)

(象山校区,王澍)

文 | 李智

图 | 来自网络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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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东京计划1960,丹下健三)

(孵化城市,矶崎新)

(哈德良离宫)

(理想宫,薛瓦勒)

(华兹塔,罗迪阿)

(万花筒,罗旭)

教堂与集市